由小說《人生》改編的《人生之路》正在央視一套播出，電視劇高度還原原著小說里的時代風貌，抓住了路遙作品的精神內核，通過對人物命運的深入豐富和延展創造性地解讀文學經典。
全景展示八十年代時代風貌
小說《人生》講述了農村知識青年高加林在一個充滿沖突的困境里的遭遇，他拋棄了農村姑娘劉巧珍，攀上城里姑娘黃亞萍，不惜違背道義良心也要走出農村，結果被引向悲劇結局。作品發表后引發空前轟動，高加林成為一個標簽化的人物、一個時代的縮影，他的命運象征著當時農村青年的命運，“高加林難題”代表了一代農家子弟改變命運所經歷的痛苦選擇，這是作品最大的爭議點。但《人生》作為十余萬字的中篇小說，對高加林心理動機的闡述有限。
電視劇《人生之路》通過大篇幅的人物成長經歷，把標簽化的“高加林”豐富為一個擁有完整精神世界的角色。劇中的高加林對山溝外的世界擁有更開闊的眼界，因為讀過書他知道世界有多大，知道人可以換一種活法。在成為小學教師后，他為學生動情講述祖國山河，用滾鐵圈當火車帶著學生“環游”全國，邀請黃亞萍給學生上舞蹈課，這些情節側寫出高加林這個農村知識青年心中強烈的家國情懷以及“詩和遠方”。
電視劇《人生之路》的改編重點是高雙星冒名頂替上大學，這個戲劇結構把高加林個人理想與現實的落差，拓展為“陜北農村的高加林”和“上海求學的高加林”兩種人生之路的落差。劇情在還原上世紀八十年代陜北農村風貌的同時，又通過高雙星上海求學的劇情線，補足了比原著小說更為宏闊的時代畫卷：改革開放浪潮下大城市的勃勃生機、人們如饑似渴地獲取知識以及蔚為壯觀的“文化熱”。
當這樣一個讓知識分子心潮澎湃的時代到來，對困守于偏遠農村封閉環境中的高加林來說，城市夢不僅意味著端上“鐵飯碗”吃上商品糧，還意味著一個讀書人在時代機遇中，渴望與國家時代的發展同步，施展抱負建功立業的濟世夢。對比原著，《人生之路》不再是陜北故事、地域故事、鄉土故事，它全景展示了八十年代的時代風貌，讓觀眾不知不覺代入高加林的不甘心、不認命。
回望一代人的精神變遷
發表于1982年的小說《人生》反映了城鄉二元結構給個體命運造成的無解困境，個體視角的人文關懷打破了當時僵硬的文學創作模式。電視劇《人生之路》的改編承襲了原著的精神氣質，劇中現代文明帶來的最深刻沖擊，不是孩子們第一次看到汽車、“高加林們”第一次看到火車，而是一代人個體意識的覺醒，以及夢想被點燃。
劇中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改編情節是，從上海來的大學生陳方明星夜趕路，從高家村跑到縣城，只為打電話祝福女友生日。第一次見識到生日祝福和直白的愛意表達，高加林和劉巧珍都大為震撼，那是他們對外面世界的驚鴻一瞥。受此啟發，高加林給全校師生舉辦了充滿儀式感的集體生日會，讓山溝溝里的孩子們感悟自我的價值和生命的尊嚴感。
很多改革開放歷程中，真實發生過的個人境遇和生存狀況被看見、被關照的社會議題和熱點事件，也被巧妙地移植進劇情。高加林在《中國農民報》發表報告文學《一個孩子的讀書夢》，關注農村失學兒童，引發巨大社會反響。高雙星在上海的建筑工地打工，為農民工討薪奔走呼喊，成功發表文章《農民工生存報告調查》，不但引發了社會關注，也讓他開始重尋自我。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中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城市文明轉型，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和改變。《人生之路》中，“高加林們”用知識改寫自己的命運，也在努力用知識改變別人的命運。作品用今天的價值觀和審美需求延展故事，回首一代年輕人的生存狀況和命運選擇，再現了改革開放之初的精神變遷。
呈現真實的當代高加林
《人生》的故事內核是“人與命運的博弈抗衡”，在一次次被命運打回高家村后，高加林的復雜性逐漸顯現，新播出的劇情重現了原著中的“高加林難題”：質樸姑娘劉巧珍的默默守護與上海姑娘黃亞萍的熱烈示愛，讓高加林陷入難以抉擇的境地。劉巧珍和黃亞萍分別代表了黃土地和大都市，高加林的搖擺則是他內心矛盾的外化表現，“高加林難題”是無法逃避的成長代價，《人生之路》用時代的眼光延續了原著小說的嚴肅思考。
在高加林身上，既可以看到人性的閃光點，又可以看到人性的灰暗之處，演員陳曉把高加林這一人物的自負與自卑、樸實與虛榮、軟弱與堅強詮釋得淋漓盡致。無論是個人氣質還是表演風格，陳曉都與高加林非常貼合，他憑借自己的表演實力，演繹出了一個真實的當代高加林。
《人生之路》也是一代青年的群像人生。與原著不同，劇中高加林、高雙星、劉巧珍先后走出了高家村，三人的出走之路并不相同。高雙星借助村主任父親的權力，偷走高加林的人生來到上海。高加林性格復雜，想做“頂天立地之人，驚天動地之事”，卻犧牲了與劉巧珍的愛情。劉巧珍沒有上過中學，但她比任何人都明白“自己的路得自己走，走了才有自己的路”，劇情一直在鋪墊劉巧珍個體意識覺醒、敢于活出自我的啟蒙之路。高加林、高雙星、劉巧珍等人與命運的交手才剛剛開始，他們將在續寫的《人生》故事中“落子無悔走好自己選擇的人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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